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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吴传钧院士:我们地理人是‘飞毛腿’,还怕走几里地?

国际地理联合会主席Ronald F.Abler,埃及、法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地理学会组织或个人发来唁电,母校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赠送花圈。

国家部委、科研院所、高校等组织和个人发来唁电350多份。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在唁电中表示:吴传钧先生作为我国地理学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始终走在地理科学研究的前沿,引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率领我国经济地理学走向繁荣。提出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的著名论断,使地理学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获得理论依据;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等研究领域,他同样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组织编写的“全国农业地理丛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综合性、科学性、基础性和生产性均较强的大型系列农业地理科学论著。他长期担任国内外学术组织重要职务,为中国地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奖掖后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地学人才。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地理学发展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人文地理长期受到冷落,因此很少有人涉及人地关系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中科院院士郑度回顾说。

作为中国现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开拓者,吴传钧从1960 年就开始阐述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

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地理工作者能够承担并很好地完成国家和地方大量的关于生产布局、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国土整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性任务,而且也保障了我国地理学的综合发展。

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吴传钧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四处奔走,在国家科技领导层面、中国地理学界各种学术会议上,积极呼吁“要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并亲自组织,在人才培养、机构设置、理论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使得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学科框架逐步建立起来。

这使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一批批的人文地理学人才走向社会,促进城市地理、旅游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计量地理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促使地理人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国土整治、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吴传钧的学生,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回忆:吴先生经常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伟大学问,地理学者一定要“学业并重”,地理学要为国家服务。

不断思考和推动学科发展

在吴传钧最后的11年,刘彦随一直陪同在侧。刘彦随是从1998年开始跟着吴传钧做了2年博士后,随后做了9年的学术秘书。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几乎每天下班,刘彦随都会从所里坐班车先到吴传钧家,把一些信件及信息带过去汇报交流一下再回家。

2005年,在一天下午5点多,正在路上,刘彦随突然接到吴传钧的电话,说要开个紧急会议。事实上通常刘彦随下午6点多就会赶到他家里。

紧急会议就他们两人参加,因为去中国农科院开会有些新的触动和思考,吴传钧急切地想与刘彦随交流。

“一晃5年了,我们没有农业农村研究的专门机构了。过去从农业资源调查、农业区划到土地利用,怎么我们半个世纪的辉煌时代一下就没有了?!中国是人口大国,不研究‘三农’,就失去我们地理学的优势了。”吴传钧郑重地对刘彦随说。此前,地理资源所的农业农村研究室在2000年被整合掉了。

次年,2006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上,吴传钧专门找了陆大道、施雅风、李吉均、郑度等4位院士和佘之祥、蔡运龙等几十位同行专家开会讨论,建议重视和发展农业地理和乡村研究。此后,才促使地理资源所在2006年成立了农业地理与农村发展研究室。

如今作为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说,“虽然到晚年了,他仍重视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优势学科发展,正因为他的重视,才有我们这个领域的平台和机构,有了我们的乡村地理学科发展和团队建设。”

此前,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吴传钧就积极组织地理学界参与农业区划、土地利用、国土整治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我国当代地理学面临的重要研究任务。完成了《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等一系列重大成果。

吴传钧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他时时注意到不使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中科院和地理所,而顾全全国地理界的大局,非常重视和精心组织我国地理学界的广泛合作,也很重视与计划、国土、城建,民政、旅游等政府部门建立密切合作关系。